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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寄生虫》中，基宇出生在韩国社会底层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和父母、妹妹基婷一起生活在一个肮脏破旧的半地下室里。本以为给富人的小孩当家教是跻身上流的机会，没想到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充足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对于穷人来说都是奢望，更不要说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了。社会越来越发达，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从未消失，甚至更加严重。
雅各布·戈德斯坦的《金钱星球》中就曾提到：人类可能是通过消灭工作致富的，社会总体变得富有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能拥有更多的钱或是一份稳定的工作。科学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是穷人却越来越穷了。
在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候，世界是黑暗的。照明的成本实在太高，以至于太阳一落山人们就只能躲进窝棚或者小屋里，等黎明再临。
从被迫躲在黑暗中到拨动开关就能拥有无限光明的故事能解释世界上非常非常多的事儿。
它解释了为什么大部分人不再担心饿死，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部分人不再靠务农维生，它解释了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金钱的总量不是固定的，为什么有人得利不代表就有人遭受损失，为什么人人都可以有更多的钱。
20世纪末，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痴迷于探究照明的历史。研究表明，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的古巴比伦人，用一天的收入来点灯，并想获得相当于一盏60瓦白炽灯的亮度，那一间小房间能被照亮多久呢？十分钟！工作一天只能换来十分钟的光明！
在古巴比伦，人们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种植芝麻，而后大量时间被用来榨油，点燃芝麻油获得的光明，真的很贵。
后来，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用任何可能的方式追求光明。在加勒比海和亚洲的一些地方，人们抓萤火虫制作灯笼。英国的一些地方，人们往一种海燕(已经死了的)的喉咙里插入柳条，做成蜡烛。
到了18世纪，一种新的光源得到普遍应用：鲸油。人类的情况绝对是变好了(悲剧的是，鲸鱼的情况则更糟糕了)。人类从用一天劳作只能换十分钟光明，变成了一天劳作能换一个小时光明。但这个成果花了四千年才达成。
到了1850年左右，科学家亚伯拉罕·格斯纳发明了一种新技术，能把沥青或者石油转化成一种被他称为煤油的燃料。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煤油比起在它之前的任何一种光源都要好上太多了。煤油更亮，更干净，还要便宜得多得多。
有了煤油，诺德豪斯估计，一天的收入能给一名欧洲工人带来约五小时的光明，一个人能买到的照明时间翻了五倍。
后来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能源以及随之而来的光明慢慢的变便宜(也更清洁了)。一天的工资能买到的光明慢慢的变多。不仅光明是这样，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如此。
内燃机带来了拖拉机，农民的生产力提升巨大。突然，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部分人再也无须终其一生去种植(或者捕猎、采集)食物了。这一切年复一年地继续着，贯穿了整个20世纪。所有东西都变得便宜多了。
因为几个世纪慢慢的提升而累积出的惊人规模，一天的酬劳能够买到的照明时间是两百年前的2万倍。这一切是因为人们找到了很多聪明方法，让每个小时的工作产出更大。不仅是照明，现在我们比起自己的祖父母能制造出多得多的食物、衣服和其他一切。我们工作更少，所得更多了。
这样的生产效率进步不全是好事，比如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就是毁灭性的。但这让几乎任何一个人都更富有了。按实际数字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超出自己祖先想象的金钱。
当电灯代替了煤油灯，人们无须再活在黑暗里。当发明了能用更低成本把棉花纺成线的机器，人们突然就买得起更多的衬衫和裙子了。
但对于那些曾经要走遍全镇点亮煤油灯的人，或者对于那个在自家木屋里纺线的姑娘来说，这些发明就是灾难。
我们为创造了工作机会的人欢呼，但长远看来，我们是通过消灭工作来致富的：想出用更少人完成同样工作的方法。无人驾驶卡车能让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更富有，但不会提升卡车司机的生活水平。
机器取代人工而造成巨大抗议的事儿，在18世纪的英国可是大张旗鼓地发生过，且持续了很久的那次，结果可不太好，不信问问勒德分子们——
勒德分子是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因为机器代替人力面失业的技术工人，他们不是因为讨厌改变才反对新技术，而是经历了被机器取代并决定反击的熟练工人。
反击始于19世纪早期的英国，源于正经历工业革命的纺织业。当时，布料真的很贵很难纺，大部分人只买得起一两身衣服。
纺织需要很多特殊步骤，大部分是由熟练匠人在家或小作坊里完成的。女人们会把羊毛或者棉花纺成线，男人们则用手织机把线织成粗布，接着由被称为修剪工的工人用40磅重的大剪刀修剪掉粗布的线头。
按照当时的生活标准，很多会纺织的人都过得很不错，同时他们还享有给自己打工的自由。当时的纺织工人会戴着一顶上面插了一张5磅纸币的帽子走进酒吧，工匠们甚至有一个名为“神圣周一”的传统，基本上就是指周日喝大了，然后周一不工作。
工作收入高也是他们衰落的部分原因。如果你身为一名工人，做工收入很高当然很棒。但如果你是一个要给所有纺线、织布、修剪的工人付钱的布料商，那你总会在某个时间开始思考：一定会有更便宜的方法吧。当时的英国，人们开始制造新机器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人发明了能把纤维纺成线的机器：有人想出了能用更少工人把线织成布的机器；还有个发明家找到了一种方法来修剪布料，以后不再需要修剪工和他们40磅重的大剪刀了。
这真是史上第一次，工人们所面临的技术变革是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和深入的程度进行着。
今天我们大家都认为改变是持续的，有些工作(比如铁匠、电话接线员、旅行代理)就是会消失。但当时的世界可不是这样的。两代人之间，事情不会有如此剧烈的变化。
早些时候，英国法律的确会限制那些威胁到工人的机器。对这些新机器放行是英国政府后来的决定。对于当时的熟练工人来说，这看起来是个糟糕的决定。
纺织工人们觉得自身可以通过发起某种针对机器的地下战争，以迫使政府做出另外的决定。奈德·勒德是个传说。在他之前几十年，貌似有一个同名的长袜织工，后来他发了疯，砸坏某个织袜子的设备。总之，这是某个报社编辑的说法。
奈德·勒德的出现让事态严峻了不少。至此不仅是一小拨不满的工人，而是有了一支被称为勒德分子的秘密军队在英国全境串联。
勒德分子们不是反技术的成员，也不是返璞归真的嬉皮士的原型，他们只想要除掉抢走自己工作的机器而已。1811年春天，他们开始在诺丁汉郡暴力摧毁机器。
一连很多个星期，几乎每一个晚上，一队全副武装的长袜织工都会走出家门，用斧头和长柄大锤破开工厂大门，砸毁当时已经被用来织袜子的木头机器。几个月内，奈德·勒德已经无所不在。
勒德烧毁了一座棉纺厂，砸毁纺羊毛的机器。当时发生了几十上百起类似袭击，而且还在不断扩散。
此时距离法国革命仅过了几十年，英国官方吓坏了。1812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新法案，规定摧毁机器最高可判死刑。诗人拜伦勋爵另一个少有人知的职业是议会议员。他作为议员的首次发言就是对这项法案发表意见。关于勒德分子的行为，拜伦说：
……源自空前绝后的困苦……只能是绝对的贫穷能让大量曾经正直勤奋的人铤而走险，做出对自己、对家庭和社会伤害巨大的极端行为……
他们是愿意劳作的人，但工具握在他人之手；他们不因乞讨而惭愧，但没人施舍。他们赖以维生的手段已被摧毁，所有其他工作也都各有其主，因此他们的极端行为，无论如何谴责，都不应该被视作意外……
且不看法案明显的不公和必然的低效，现有法律里的死刑难道还不够吗？刑法典里的鲜血还不够，还要泼洒更多好让死者去天堂控诉吗？……这些真是饥饿且绝望的人民的救星吗？
是的，大人物们决定了。绞刑就是饥饿且绝望的人民的救星。作为紧急措施，议会迅速通过了法案。但袭击不过是愈演愈烈。
4月11日晚上，约一百名勒德分子聚集在英国北部的哈德斯菲尔德镇外。其中很多人是修剪工，也就是拿着大剪刀修剪羊毛布料毛边的人，他们聚集的目的是进攻一所位于镇子边缘的工厂。
在前往工厂的途中，更多人加入了他们，渐渐聚集了约一百五十个人。他们手持任何能找到的武器：枪、锤子、斧子。有人甚至只有石头。他们不是冲着工厂主威廉·卡特赖特去的，他们只想去毁掉他的机器，毁掉那些偷走他们工作的机器。
卡特赖特刚开始使用框剪机，但机器正在逐渐取代修剪工。上个月，勒德分子们摧毁了一车皮要运往卡特被特工厂的新机器，随后卡特赖特就已经准备好面对前者的直接进攻了。
他开始带着四名士兵和五个工人在工厂过夜。士兵们驻扎在楼上，可以俯在石墙后面射击进攻的人。凯特赖特用铁钉铁条加固了工厂大门，并在楼梯顶上放了一大桶硫酸，如果袭击者攻破了大门，硫酸就朝他们临头倾下。工厂院子外的一道门外则安排两名哨兵来回巡逻。
刚过午夜，勒德分子们抵达工厂。他们逮住哨兵，用斧子劈开院子大门。工厂内部，一只狗狂吠起来。凯特赖特惊醒过来并叫起了守卫，后者从二楼开始射击。
手持长柄大锤和斧子的勒德分子们试图砸毁厂房大门，但没能成功。他们退了回去，然后再次发起进攻。他们从窗户往里射击，但没能打中里面的人。两个勒德分子被守卫击毙。
好几百名民众出席了其中一位死者的丧礼(另一位死者秘密下葬，以避免公共悼念)。更多的士兵被派往该地区，但过了很久都没有举行审判。因为几个月来都没人供出参加这次攻击的人。其他城镇里，攻击还在继续。一个声称恨不得策马踏得勒德分子血流成河的工厂主在街头射杀。
最终，政府开始抓人了。约六十名勒德分子被关进一座位于某个城堡里的监狱。接着是快速审判，十四名勒德分子被判死刑，包括八名袭击了卡特赖特工厂的人。绞刑架被搭得是正常的两倍高，好让更多人能看见判了死刑的勒德分子被绞死。
奈德·勒德继续在各处冒头，这还持续了一阵子。但这基本就是勒德分子们的结局了。我们接到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817年，这是一封宣告世界末日的简短信函，声称一场巨大的高潮就在跟前：“世事终有定局，能掌控最后结果的要么是勒德分子要么是军队。”
然而并没有巨大的高潮，就是军队掌控了局面而已。勒德分子们消失了。仅过了几十年，便再没有人用手来纺线织布并修剪线头了。纺织工人们拥有神圣周一和帽子上插着5英镑纸币泡吧的世界一去不返。
跨越历史向勒德分子们喊话的冲动难以抑制：“相信我，机器会让世界变得美好得多。你们的后代将会衣食无忧，还能休假，甚至在满18岁之前几乎不用工作。任何一个人都更富有了，每个人都有更多的钱。”
但对于勒德分子们来说，情况没有变得更好，甚至对他们的儿女来说，也都没有变得更好。19世纪的整个前半段，即使英国打造出地球上第一个现代工业经济体，生产力一飞冲天，但工人们的平均薪资就没有变化。工厂主发了财，善于修建工厂或者修理机器的工人过得十分好，但对于工作能被机器取代的熟练工人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
毁机器的勒德分子们不是失心疯了。他们没投票权，也不能组建工会，因此他们通过砸毁机器来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一名历史学家将其称为“通过暴乱进行的集体谈判”。
我们正生活在第二个机器时代中，现在换成了电脑和软件，而不是纺织机。但某些同样的事儿重演了。人们在讨论仅占1%的富人群体，讨论普通人的收入为何停滞不前，其部分原因正是技术变革。
传统经济学家们对此的反应是：这样一些问题只是暂时的。技术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人都能有更多钱。但如果说勒德分子教会了我们一件事的话，那是所谓的“长远”，可能会是很长、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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