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许宏的新书《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胎死腹中”（网上用词是“举报下架”）。根据网上流出的截图，许宏对此的说法是“大形势下，无良文人咬告，有司担心舆情，致新出拙著‘暂停宣发’，无语。奉上，供参考斧正”

  说这事不大，是因不关注文博信息的人对此毫无所知；说这事不小，则是因为以许宏的资历写这样一本书竟然还能被“咬告”致下架令人自危。

  根据“许宏”的，他的任职身份至少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和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关注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的考古学研究。”

  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许宏来写这样一本书还不是手拿把掐的。所以这本书何以面临如此命运也很让人疑惑，其中豆瓣网友“靖不渝”总结得相对全面，并且一一给出了反驳：

  “第一，书名《最早的帝国》中的‘帝国’一词所用不当。”然而书中许宏对此已经做了解释。

  “第二，对于盘龙城的定性存在争议。”书中“‘殖民地’一词刺激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经”。但这个说法同样不是许宏原创，书中也标明了出处。

  “第三，对于晚商王朝统治族群的另类看法。”这个依然不是许宏原创，“乃是郭静云教授的研究成果”，书中也指出郭静云证据不充分的问题。

  网友猜测的三个原因都是许宏所引用的观点，所对应的书籍都已正常出版，其中一本2022年三联才引进出版，为什么偏偏许宏引用了就“出事”了呢？

  引用争议观点非常容易被一些网友粗暴地理解为“引用=认同”。尽管作者立场的确会影响他对观点的选择性引用，但《最早的帝国》共有三大章，分别是“发现篇”“争鸣篇”“别解篇”，许宏的引用已经算得上全面了。

  靖不渝表示“除以三点原因，身边有朋友推测《最早的帝国》被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应是，书中依然不谈二里头遗址是夏都，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这就是另一桩学术界谈起来是平常，但普通人看起来却像是宫斗的戏码了。

  许宏是二里头遗址第三任考古队队长，二里头遗址所建的博物馆叫“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但许宏却是一个并不为二里头为“夏都”或“夏墟”下定论的考古学者，“在多本专著中皆表达了他对于二里头遗址乃至二里头文化王朝属性的谨慎态度”。

  这听起来似乎很矛盾，因为验证二里头为夏墟可以让他更为风光，但他是一个现古学者，命里带“疑”，认为二里头只要没挖出带“夏”的文物就不能证明或证伪这是夏。知乎网友“石头布”所说的，似乎也在验证这一层隐情，正是因为许宏的这些身份，“所以同样的话，郭（静云）说得，许（宏）说不得。”同样的，很多人可以不承认二里头为“夏”，但许宏不认就触了一些网友的逆鳞。

  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来说，夏商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先有“信古”“疑古”“释古”三个史学面相而后才诞生了中国现古学。也就是说，中国现古学从娘胎里就带来“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本源”的使命，但这些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一场关于验证夏商周是否真实存在的斗争。同时，许宏的基本态度是只有9.9分的证据便不下10分的结论，“无‘疑’则无现代之学问”，这是中国现古学从娘胎里带来的责任。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引起了人文学界的巨大震荡，一场古史论战就此展开。图/网络图片）

  （1925年，王国维在清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二重证据法”。这是王氏在疑古思潮冲击下，申诉传世材料于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而表达的认识，而且仅限于有限的几种文字材料。图/网络图片）

  怀疑精神作为一种最基本也最普遍的学术精神，在如今很多人眼里则是一种最浅层的歪罪行，只要你“疑”了，你就“罪”了。

  然而，从中国有现古学开始，就不断发生着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无法一一对应的难题。这并非是哪一方撒谎了，又或者哪一方拿了西方的剧本，如果认真去研判就会发现，从哪一个角度去看都无损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因为它本就伟大。就好比，许宏为二里头为夏都下定论，但他从不否认二里头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主体地位。在《最早的帝国》里，许宏甚至给了二里岗（不是二里头）“几乎抵达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气象”的评价。

  他与另一些历史学者的分歧无非在于，多少的证据才能为“二里头=夏都”定性，有人觉得7分够了，有人觉得9分够了，而许宏认为少了最关键的0.1分才真正影响最后的质变。就像从河两岸分别搭建起来的桥梁，合拢的时候不仅发现对不齐，甚至还造得就不是同一种桥。

  造桥方式的不同，并不改变造桥的初心，并且他们始终相信彼此可以殊途同归、互补短长。殷墟发掘于民国时期，这对于当时徘徊于“信古”“疑古”“释古”间的史学家而言是一剂猛猛的强心针，他们更加相信借由考古学重建上古史，将中国信史上溯至商、乃至夏是非常有希望的。

  同时，考古学的局限性也在当时被预见到，仅仅依赖考古发现来证实或证伪文献中那些近似神话的古史是很难的，尤其是二里头只发现了一些难以被定性为文字的“刻符”，这些出土物几乎就成为真正的“哑巴材料”。考古学可以为这些出土物归纳总结并且分期，但却无法将他们与文献里的三皇五帝对应起来，也就是“考古与传统史学”难以“连成一体”的问题。许宏的身份终究是一个考古学者，考古材料“闭口不语”他也就不敢随便“代言”也就可以理解。

  孙庆伟作为另一派学者在《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的扉页里引用了两句话，一句是邹衡的“夏文化不是未曾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另一句是傅斯年的“以不知为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

  抨击许宏的人表示“我怀疑，这些年，许宏是否忽略或无视或毁弃关于夏朝的证据？”，虽然充满了阴谋论，但也侧面反映了史学家们长久以来的担忧，考古发现过分依赖考古学家的“手气”，“夏”如果真的没有文字，或者“夏”的文字只存在于一些难以保存的材料上，岂不是永远没为“夏”正名的一天了吗？所以这一些学者就主张将“考古材料放入相应历史语境下加以理解”，从中整理出分辨“夏”的间接验证方法。

  我也明显感觉到，历史学家们似乎比考古学家们着急一些，更迫切地希望在这一代将这样的一个问题梳理出个眉目（尽管这样的一个问题至少存在了上百年了）。可能是考古学家还能够继续发掘，期待未来，掌握更大的主动性；而历史学家从通过考古学来重建上古史的大方向被定下来以后，就显得有些被动，若无法在这一代为“间接材料”梳理出个方法论，面对慢慢的变多的考古材料会更被动，夏代的信史地位也会促进遭到冲击。这才是很多人所不愿意看到，并急切促成的原因。

  从以上显而易见，学者们的分歧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毕竟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史料同样的考古材料，只不过大家做学问的方式和侧重不一样。可如今的网络时代，很多人却难以理解这样的“求同存异”，就像之前《从「司南」之争说起：不再互相“商榷”的学界，失去了好多光彩…》写的那样，如果以如今网络盛行的学来理解，孙机认为“汉代没有用磁石制作的指南仪器“，并且赞成“指南针为11世纪”怕是也保不住自己的书籍可以顺利上架（不过很多书能上架可能淡出只是因为网友很少看书）。

  我觉得关于“伟大”的定义就能很好地解释这些。我认为的伟大：勤劳、聪慧、包容，以我熟悉的纺织文化为例，善于利用多种纤维，尝试各种可能性，在有限的生产水平里将技能点点到最满，吸收外来文化和技能并为自己所用。但另一些人认为的伟大：独创，独领，独霸，他们不仅难以接受中华文明有一点点外来的影响，否认中华文明以外所有文明的成就，主张影响当时世界的所有科学都是源自于中国的。两相对比之下，就不会意外许宏仅只是不为二里头为“夏”下定论就遭受如此抨击。

  我最近在看《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一书，相比以往的纺织史、丝绸史书籍偏重考古发现与田野考察，这是一本偏重文献资料的书籍。相比夏商周如此之大的命题，纺织似乎是一个被古代文献所忽略的角落。就像《当再看到复原服饰人像时，希望你能想起他——程枕霞》里程枕霞在一百年前考证中国服饰时提到的困难那样，古代文献重政治轻艺术（更加包括技术）、重贵族轻平民、重文字轻图像、重修饰轻名词。相比上古史有“信古”“疑古”“释古”打基础，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仿佛还徘徊在创始状态，散落在文献典籍里的碎片太多了，如何解读、如何与考古发现、田野考察对应起来的工作太过庞杂。而这本书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少有的讨论角度。

  研究工作只是庞杂，但终究好过别的问题的复杂。之所以想到了许宏新书的命运，是因为打开《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这本书的目录，开头就是这样的章节，“‘桑’‘丧’甲骨文另解”“‘糸’‘丝’在甲骨文中的悖论思考”，其他诸如“…再究”“…考辨”“…分析”“…假设”比比皆是。这对于学者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标题，我作为一个爱好者也极爱这样的标题，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深度的探讨、独立的思考，甚至是定论的质疑与再论证。别看我公众号每次一写就两三千字打底，比很多公众号内容多很多，作为科普也是偏向专深的那种，但比这类文章的信息密度简直就是罗里吧嗦、东拉西扯的大白话。所以这类标题的出现，简直就是我汲取知识的灯塔信号。

  但正是因为我也写公众号，面对更多样化的人群，知道很多人是不喜欢这样的写法的，甚至因此招来无端污名。套用认证为“读物博主”的微博用户“月隐寒霜”评论许宏新书的微博里的话：“许宏的书籍我没看啊”，“但我隐约知道，他喜欢西方理论那一套原则”；“学术本身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而不是堆砌理论大词”，“就不能用多种理论进行混合，更不能杂糅到一处”；“当你的理论，不能用可说清楚的词语表达，说明你的写作能力不过关，也或者说，的确是别有用心的，也或者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以为大词可以镇住一切。”评论区回复他“透彻”。

  认证信息为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的知乎网友“湖畔的金戈”在《商朝是帝国吗？许宏新书〈最早的帝国〉为啥被举报下架？》问题下如此说道：“科普的敌人永远不是无知，而是傲慢”。

  有时候你永远不知道无知与傲慢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到来。很多时候，你没改变，但周围斗转星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比如《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书中的“中国水转大纺车与近代工业革命缺席的分析”一节。这个其实之前在《《西方古代纺织技术是否远超中国？》我用了3000多字才写出这个「不是」！》文章里已经引用过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的李斌发表于2011年的论文《中英水力纺纱机形制的比较研究》和发表于2016年的《中国古代水转大纺车无法引爆工业革命的缘由分析》里的一些观点。在2022年出版的书籍《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里有了更进一步的探讨，认为除了中国所用的是纺麻的大纺车，改造成纺棉的大纺车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以外，“社会制度上的阻碍似乎更重要”，“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丝织业”，使得其天生弱小，“只能依附于封建制度，不敢也没实力与其进行政治角力”。

  这其实就是李约瑟难题，也算老生常谈了，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部分网友解决的难题的方式是一种全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他们不仅主张西方工业革命是因抄袭《永乐大典》而得，甚至认为中国这几年科技又腾飞了是因为《永乐大典》又回来了！

  对于主张学者写了自己看不懂的内容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来说，关于《永乐大典》是西方工业革命根源的说法的确是浅白易懂的，但也像一把筛子，滤出那些最希望读到这类信息的人。就好比，质疑许宏的那位也主张微积分是中国起源，没事，还有人主张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永乐大典》里的。

  我不排斥任何观点，哪怕是近乎怪诞的，否则我也不会说《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书中大量的“另解”再究”“考辨”式的标题是汲取知识的灯塔信号。但也不能止步于观点，需要确凿的实证和清晰的论证，就像“夏”的信史研究，许宏和孙庆伟都能让人理解并认同，且是分别理解、存异认同，因为这是学术争鸣，而不是也万万不可沦为一场粉黑大战。

  多么高的分贝、多么满的刷屏、多少次重复的转评赞，都不如多讲讲“为什么”，讲清楚“为什么”。就比如《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里主张“王逸《机赋》中所指单综双蹑踏板水平织机”，这个主张的织机发展水平低于大多数观点，显然会让很多人不舒服（不过那些人应该看不懂织机）。“疑古”被认为是一种罪，本质上也是大多数疑古都在削弱一些人印象里中华文明的“伟大”程度（此处的“伟大”指的是另一些人“独创，独领，独霸”的标准）。但在我看来，书中将自己的主张说清楚了，举出了主张的原因，更因为它提供了一条全新的主张，而让我这个爱好者更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尊重并探讨的主张。

  至于这个主张会不会折损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的“伟大”程度呢（此处的“伟大”指的我主张的“勤劳、聪慧、包容”）？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有其他文献、图像以及考古材料去证明。考古学家的“手气”不可能好到开出所有与文献相关的盲盒，但也不会差到对于曾经的文明一点点证据都捞不到。

  事实上，以考古所见，中国古代纺织文化发达程度大多超过从文献、从图像所能读到的，这可能也是《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书中角度是以往同类书中比较少见的原因。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再从文献、从图像中寻觅古代纺织文化是毫无意义的，尽管人们大多数是不了解纺织史的，也不太可能会产生对上古史那样的执念，但考古发现与传统史学如何相连的问题依然存在。

  相比上古史，我们拥有更多自己去建构纺织文化的主动性，更少前人的桎梏。而尽管拥有不少的考古材料，但纺织文化里依然有许多属于不以保存、难以发掘的材质，更存在许多不为传统史观所重视从而未被郑重记录或保存的文和物。

  许宏的《最早的帝国》是三个章节，发现、争鸣、别解，我觉得对于许多文化的学习也无非这三个面，而我们该勇敢地迎向每一个面，正视它、了解它、探讨它，然后长出属于自身个人的“知识面”。

  最后，推荐一下这本《中国古代纺织文化研究》。已经算不得新书了，大多数人应该在很多博主那边看到过推荐了，希望我对于这本书的思考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认识，这也是我每一篇书评不用媒体稿而都坚持自己写的原因和动力。

  （这本书里的纺织机械很多都配了二维码看动画，虽然书籍偏学术，但我觉得对愿意啃大部头的入门爱好者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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